专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骆玉鼎：中国商业道德败坏 因商人只顾眼前利益

　　始于破旧立新的1917年，由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后执掌教务，开创出中国最早的商科教育;前身为上海商科大学的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作为引进“贝先生”的先驱之一，如何仍在坚信“通商救国”可以走向现代?如何瞄准世界一流商学院目标，紧随国际现代高等商学教育步伐，创新商学院建设，培养有能力有担任的商业领袖人才?为何他们认为中国商学院发展史与世界同步?东西方对商科教育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为何会有如此多违背商业道德的事件发生?网易财经专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

　　第一节 中国商学院的教育实际比美国开展得早

　　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商学院发展历史，要比许多欧美著名的商学院创立都早，成立于1921年的上海商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骆玉鼎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伟大的商学院出现，但一流的商学院已经可以看到。现在商学院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如何把商科教育跟企业实践更好的结合起来，实现对商业文明的推动，提升自身发展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网易财经：骆院长您好，中国的商学院发展史也就仅仅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商科教育在近代就已经有了，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上海商科大学，您能简单的给我们网友介绍一下吗?

　　骆玉鼎：财经大学的前身最早是在1917年，由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在上海创办的商科，到了1921年改成叫“上海商科大学”再到1932年变成叫“国立上海商学院”，中国的商学院的历史，我们最早实际上已经可以追溯到1921年那个时候了，到今天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情况实际上在国外的财经教育界也是认可的。，比如在2010年，ISSB他们发布了它的全球化报告，管理教育的全球化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专门写到“美国的若干著名的商学院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在中国，在上海，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商学院”，这就是“国立上海商学院”和“上海商科大学”。

　　网易财经：现在国内的商学院发展比较迅速，但是跟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骆玉鼎：这个原因就复杂了，实际上高等教育，或者高等商科教育，它的发达程度，它的决定因素非常之多，我们跟我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程度，跟我们的教育的制度，跟我们政治的制度，跟我们的社会环境各方面都有联系的。

　　实际上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了比较长的一个中段的时期，所以的话实际上是从1979年，1978年那个时候，高等教育整体上才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商科教育得到第二次发展的时间当然就更短一些了。

　　网易财经：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怎么建中国的一流商学院，您觉得对商学院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骆玉鼎：我觉得是对商业文明它的贡献度，它不是具体的一个小道，一个小的商业的技术，不是公式，不是模型，它一定要承担起这个道义来，这个道义就是商业文明，这是非常重要的，凡是著名的商学院的话，它一定对商业文明是有特别大的贡献的。

　　网易财经：我们现在有一流的商学院了吗?

　　骆玉鼎：国内尤其是在最近20年来，应该讲商学院的发展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个成绩，但是你要说哪一所，已经非常大的促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现在看来还为时可能还尚早，我们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政府、企业和学界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觉得还不能称为我们就已经有了伟大的商学院了，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努力。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商学院已经发展得不错了，甚至在国际上的一些排名当中也名列前茅了，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网易财经：您指的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

　　骆玉鼎：从教育界的这个看法来看，中欧的这个做法可能更受大家，更受尊重一些，因为它比较严谨，而且它的标准也是国际化的，我们也为我们身边有这么优秀的商学院感到非常的骄傲。

　　实际上我觉得中欧、复旦、清华、北大、交大、甚至同济、厦大、武大、浙大，各个商学院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特色，我们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实际上学了不少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国内的商学院的生态这个比较好，就是商学院和商学院之间，虽然有激烈的竞争，但是我们并没有于邻为祸，去攻击别的商学院，反倒是我们相互一起共同的把商学院这个事业给它做大。

　　比如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一个非官方的一个半官方的一个组织，叫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在这个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之下，我们东部的院校还对中西部的院校实施援助，帮助他们培养商学教育，大家齐心协力的共同把商学院的教育做好。

　　网易财经：在我们这种体制内商学院占主流的环境之下，您觉得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遇到一些大的挑战呢?

　　骆玉鼎：商学院面临的挑战，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不一而足，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有，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商学院存在：一种是独立的商学院，第二类就是综合性大学的商学院，第三类就是财经类院校的商学院，这三类商学院所面临的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共同点，就是如何把商学院教育跟我们的企业的实践，怎么节它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所有类型的商学院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商学院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第二节 东西方商学教育的最高追求是一致的

　　商学院是修身养性的地方，不是简单的交友俱乐部或者圈子，骆玉鼎认为，社会的浮躁时常会使人麻痹，所以来商学院吸取“正能量”是正确的选择。对于很多人质疑的商学院教育是否需要爱国精神，他认为，西方商学院做得比国人还厉害，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担当意识一点不比中国人少。纵观全局大家的追求其实都是一致的。

　　网易财经：据我所知很多去商学院学习的人，他本身的目的可能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一种结识人脉，加入某种圈子的这样一个目的，您觉得这正常吗?

　　骆玉鼎：参加一个学校的学习，人他的需求都是多方面的，如果纯粹要把本着这种目的来读书的人选出来的话，这个是很困难的，在商学院的教育界有一个玩笑话，这是从哈佛大学首先传出来的，说这个商学院教育，尤其是MBA教育，它称为叫3S，第一个叫Sleeping、Study然后是Social，也就是说他要睡觉，要社交，然后第三才是要学习，这个从负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商学院教育也无非如此，好像玩一玩、乐一乐、交交朋友，然后顺便的再学习一下。

　　可是仔细一体会的话，我们发现这个3S还不像表面所讲的那么肤浅，休息，sleeping休息，这是很重要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去休息，这个更重要了，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中国这个佛教的传统里头，这个禅宗其实他们有一种这个闭关或者入定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个其实你把它称为睡觉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的。

　　他在商学院里头，在这么一个大学静谧的一个环境当中休养生息，把他浮躁的部分给他去掉，然后在大学这个环境里头去修炼自己的身心，这很重要，这不是简单的睡觉。第二个交友或者说是social，社交的这个功能，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要完成社交这个功能，在我们社会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像俱乐部呀，各种爱好者的这个小圈子，很多，可是这些人他们不是选择在那种氛围里头去交友。

　　而是在大学，在学习研究的氛围里头去交朋友，他里头所蕴含的这个含义是非常正面的，它里头是有正能量的，所以我还不会简单的把这个到商学院来学习，当做仅仅是交朋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交朋友，这个才是本质。

　　网易财经：如果让您选择一个学院来商学院，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骆玉鼎：我们的选择标准两条，一条叫进取心，第二条在他的道德感，如果没有进取心，那么这个学生实际上是没有培养前途的，多数的学生如果他要申请商学院，因为来商学院学习，第一他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两方面的，时间和金钱他都得要付出，他来这个商学院学习，这种人已经是有进取心的了。

　　但是还不够，我们要从这个申请人当中按4.6比1的比率，从里头把更有进取心的那部分人给挑选出来，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们挑选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注意，如果这个人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那么这种人很危险，这种人的话，我觉得商学院其实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教育。

　　但是我们不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的校友，是这样的。

　　网易财经：那您刚才说商学院最终的使命是推动商业文明的发展，中国从传统上来讲，家国天下的这种情怀是比较浓厚的，而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又比较西化，这种如果算是一种中西合璧，算是一种融合的话，该怎样去融合，就像上海商科大学它的校训是厚德博学，经世旷世，怎么去做一个紧密的结合呢?

　　骆玉鼎：如果认为西方的教育仅仅是传授一些技术，一些小道的话，这是不对的，我们商学院教育，共同的特点都是使命驱动的，所以任何一个商学院在它的使命陈述里头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家国情怀一点不比中国，中国人少，它的这种爱国的精神，对整个人类，对整个社会的担当的意识，一点不比中国人少。

　　比如举个例子讲，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经常模仿这个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者伦敦商学院，这个学校的话，它的校训里头明确写出来的，它要做到要World reach，要达到全世界，你看，这个它的抱负还不仅仅是一个小家，一个小国，而是整个全世界。

　　这个中国的，或者东方的商学教育，和西方的商学教育，它最高的追求其实都是一致的。

　　网易财经：一致的。

　　骆玉鼎：嗯，都是要追求对商业文明要有贡献，对价值观的倡导，这个非常重要。

　　网易财经：实际上这些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非常快的，商学院跟企业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比如说它是一个智囊，还是一个导师，还是一个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参与者?

　　骆玉鼎：作为商学院来讲，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理想的模式是政府、企业和学界应该是三分天下，没有哪一方特别的优势，也没有哪一方特别的劣势，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态就均衡了，但是在目前来看，商学院在三分天下这个过程当中，它所占的比重还稍微弱了一点。

　　也就是讲，对商业文明或者大学它的价值，大学的重要性，还没有体现足够，这是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的特色了，但是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你刚才讲的几个功能，我觉得呢都是商学院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企业家的导师，同时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朋友，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企业家身上去吸取现实当中的能量，并且把这个能量经过提炼，经过我们重新熔炼以后，通过提升之后，再往下传下去，商业文明要有一个薪火相传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或者这个传承的使命，应该由商学院来承担。

　　第三节 中国商学院在实践方面比西方做得好

　　业界都认为，经营商学院应该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独立性，但受到制度、资源、社会的约束也不可避免，而教育家们只需要做到提高我们的质量即可。在中国，由于特定历史原因，商学院发展经历了断层，但这并未影响教学研究的开展，仅仅20几年的时间，中国商学院的理论实践能力甚至已超过外国商学院，这是可喜的事情。

　　网易财经：那您认为现在商学院的独立性是不是还不够?

　　骆玉鼎：商学院的独立性是每一个商学院都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讲，所有的独立性都是有边界条件，都有约束条件的，要想完全独立，这是不可能的，你在经费上，你在管理制度上，你在学位授予上，甚至在授课的内容上，那么都要受到一些体制的、机制的，或者资源的约束，这个独立呢，我们想如果说凭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一个商学院，完全不考虑外部约束，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里头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讲的这个三分天下的这个精神实质，这个底气你要在，也就是说我们商学院在办学过程当中，我们有依赖于政府的部分，也有依赖于企业的部分，有依赖于体制内的部分，也有依赖于体制外的部分，但是这个依赖和相互需求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比较独立的，有一些根本的东西你不能够去放弃，这是教育家他应该做的事情。

　　网易财经：我们注意到西方的商学院有很多教授他们都在一线工作过，比如说在一些企业担任某些职务，我想问一下中国的商学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你们学院的一些教授?

　　骆玉鼎：如果仅仅从数据上看的话，中国的商学院甚至比国外的商学院在理论联系实践方面还要来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去西方的一个商学院去看，商学院的教授能够担任一个大型公司的董事，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但是在中国由于我们体制上面这个硬性的规定就造成一个情况：大量的商学院的教授，尤其是会计、金融、商法方面的教授，大量的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以我们财经大学为例，我们商学院里头一共有48名教授担任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这个独立董事他是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如果说这个独立董事真正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和职责，那么他对企业的经营应该是非常精通的。

　　网易财经：是。

　　骆玉鼎：而且这些企业它是上市公司，规模和体量是不小的，所以在这些企业里头去担任独立董事，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对企业有比西方的商学院教授更多的接触，当然现实当中的情况可能不完全如此，不过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也不是所有的商学院教授都有企业实践的经验。

　　网易财经：是，也有纯学院派的。

　　骆玉鼎：他们实际上对商学院教授有两种，有一个类群的划分，一种叫AQ，叫学术合格的商学院教授，一种叫PQ，叫实践合格的商学院教授，当然最好是这个教授他既是学术合格，那么同时也是实践合格。国外的商学院的标准是AQ+PQ两种教授，达到商学院教授90%以上，那么这个商学院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商学院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四节 说中国企业家文化水平低是错误的

　　骆玉鼎不赞同杨壮关于“中国企业家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观点，反而认为这部分人群很有文化，很有能力，如果这些企业家没有能力是不可能在各个行业搞得有声有色的。不过在中国，严格的来说，是在90年代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及企业家出现的。

　　网易财经：我们上几期节目采访了北大国际的杨壮教授，他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中国企业家的知识文化水平都很低，因此需要到商学院来充电，那您认为中国的管理者最迫切需要提高的环节在哪个地方?

　　骆玉鼎：首先我对杨院长的看法还有点不同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他是知识完全没有知识文化水平的话，那么他应该接受的是初等的教育，或者是中等的教育，而我们高等财经教育这个前提就是这个人，恐怕他应该已经具备了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

　　网易财经：是。

　　骆玉鼎：所以如果北大国际是希望把这样的知识文化水平低的学生吸纳过来的话，杨院长可能在表达上有点出入了，当然我相信这不是杨院长的本意，因为我知道北大国际的学生他的素质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么话就延伸开来了，对我们这一代的企业家的评价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水平。

　　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才开始，实际上在那一段时期当中，也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如果要算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出现，差不多1992年之后我们才看到很多企业真正出来了，所以你现在看，不管是在通讯行业，在能源行业，在我们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

　　它的历史也就是20年左右，那么这些企业家，如果完全是由没有文化的人来带领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就是中国在过去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当中有这么高速的发展，这个不太可能，所以我想要说企业家们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个是不对的。

　　网易财经：还有一点，我发现现在最前沿的一些商业理论研究成果都不是国内的，我们商学院发展都快三十年的时间了，您觉得为什么会没有改观呢?

　　骆玉鼎：商学本身也是从西方过来的，甚至我们在1917年成立上海商科大学的时候，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时候，我们讲从西方要引进贝先生，这个贝先生就是Business，你看中国没有，我们要从西方去引进来，所以我想从西方去学习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徒弟要超过师傅呢，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别人的商学院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而我们真正第二次创业，也无非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个肯定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

　　但是反过来说，说我们现在西方的商学或者经济学最新的成果里头，我们会发现，有90%以上，实际上是不重要的，或者再过一百年，这些理论当中99%以上的理论会被湮没掉，会被淘汰掉，根本没有人看的，所以我想，不在乎于这个理论的建树有多么的多，而在于这个理论它的延续，它的影响有多么的长。

　　那么中国也不急于说，我们的这个商学教授，经济学们去创新各种各样的理论出来，你只要能够解决中国现在的现实，能够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找一条路，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崛起找一条路，这条路是有中国特色的一条路，围绕着这个目标，我们建立我们的目标，有一个就可以了。

　　第五节 商业道德败坏因只顾眼前利益

　　对于近些年中国不断曝光的商业造假、诚信问题，骆玉鼎认为，这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较快，是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形势好，大家想的都只是挣钱，必然忽略了道德建设，商人、企业家只顾眼前利益只顾发展机会，所以出现违背商业伦理的事件在所难免，再则经济学理论也在操作指导上对他们有理论的支持，因此这种失序的状态，只能用时间去慢慢屏蔽掉。

　　网易财经：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不断地曝光出来一些社会诚信、商业道德的问题，您认为这是我们哪里出了问题，症结在哪儿?

　　骆玉鼎：我想，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段话，他说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还有“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现在要评价当前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很有必要是以古为镜，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快速起飞的阶段。

　　因为它的机会特别的多，在这个时期的话，它的道德沦丧的现象是特别的突出的，我们从三十年代的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韩国、日本，你从文学作品或者在电影、电视剧上都能看出来，在经济发展最快速的那段时期，往往这个社会它的混乱程度也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黑帮呀，腐败呀，各种丑恶的现象都会出来的比较多。

　　我想是除了文化根源、制度根源、法律要素和教育之外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这个是，我想别的东西都没办法解释的，只能用我们历史的观点来去看。

　　中国发展这么快，那么它在各方面给你带来的冲击都是巨大的，所以有一些领域里头出现了失序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地势的必然，过了这段时期就会好。

　　网易财经：过了这段时间就会好吗，商学院会不会给他们一些启示或者作用，您觉得有没有这个使命感?

　　骆玉鼎：我觉得商学院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头，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多的失信，会有这么多违背商业伦理，商业道德的事情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快，我的机会出现得特别的多，所以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人到商人，他们现在流行说的一句话都是要“抓住机遇”，好像稍微一不留神，错过了一个机遇的话，我就会差很多。

　　哎，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断地被现实所证明，比如说一个人，假如说他在十年前，他没有买房，那么他会发现，到今天他恐怕辛苦半辈子，他也买不起一套房，如果一个企业家他没有在二十年之前选择让企业上市，到今天他的数量级就比别的企业就低很多，如果一个企业它在五年前没有拿到某一块牌照，那么今天它可能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说大量的事例在教育人们，不抓住这个机会我就会后悔终身，所以为了抓住这些个机会，人们就不顾一切的去做事，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经济学理论还支持他们的行为。

　　经济学理论告诉你说，如果我们考虑长远，从长计较，考虑千秋万载，然后做出现在的决策，这一定叫最优决策，但是由于信息是不对称的，每个人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要从长远的观点去做一个长远的，最优的一个决策是办不到的，那么退而，退一步来说，什么叫最优呢?

　　现实当中的次优决策就是最优，而次优决策它就是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这样子你才能够抓住那些所谓的机遇，当然人们就会不安宁，就会躁动，社会就会浮躁，企业家就会整天去忙于去公关，去应酬，去希望在茫茫人海当中抓到所谓的机遇。

　　大学(商学院)它的要害就在于，它能让你的心沉静下来，当你的心跟古代的哲人，跟现代的大师，跟我们的书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浮躁的心会宁静下来，我想每一个读书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你看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一个书的时候，你的那个浮躁就会少很多，他们在大学(商学院)里头来修炼。

　　我觉得有助于他们用一颗更平常的心，去追求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目标，真正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商学院它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水平很高的企业家。

　　比如我知道柳传志先生，好像在北大就读了这个MBA，王石先生他专门跑到哈佛大学去学习这么一段时间，这说明什么商学院它有价值，它能让人宁静下来。

　　第六节 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提供人才服务

　　网易财经：我们上海提要建国际金融中心，您认为商学院在这一过程中间起什么作用?

　　骆玉鼎：嗯。

　　网易财经：您认为商学院在上海要，要成为这样一个金融中心这么一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骆玉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既是上海的需要，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国家战略的一个需要了，那么商学院的话，它应该有四个功能，或者说所有的大学有四个功能：我们要创造知识，要培养人才，要服务社会，还要做好文化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其中第三个功能，就是服务社会了。

　　那么商学院的话，在我们1932年商学院的校训里头就讲明白了，当时上海就已经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了，所以我们发现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在80年之后再来提要建国际金融中心，80年之前它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

　　网易财经：对。

　　骆玉鼎：而且商学院在组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我们要以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我们商学教育最大、最好的实验室，同时我们这个要叫，这个学界和商界要“联富并乐”，然后我们“相得益彰”，这是在80年前提出来的，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财经大学的先辈，他们提出来的这些口号和想法，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我们也一样的。

　　第一我们要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服务，第二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对商学院的提升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七节 接班人要学习创业者具有开拓精神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中国的创业者跟继承者这样一批人的不同之处?

　　骆玉鼎：我想呢，一个创业者和后面继承这个事业的人，他的潜质上是会有一些差距，创业的人怀着梦想，一无所有，然后把这个企业给它做大，他的企业家精神体现得特别强，他有特别大的热情，做事的冲动，他们第一批创业的人，可能是在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做成这些事情的。

　　企业家的价值远远的比企业的价值还要大，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谈到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他的上万名，几十万名员工，我们一下子想到的是那个企业家，但是到第二代企业家，当这个企业慢慢的从创业阶段走向规模扩大，走向成熟的时候，那么企业家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或者说有相当多的企业家，他就从一个精神领袖的这么一个地位，慢慢的就退化成一个管理人员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企业家他的素质更多的就是他如何科学的，系统的去现代化的管理这个企业，而不是再让他继续的野蛮生长下去，所以这两代企业家，他个人的特点，应该说看起来是很明显，很明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经过成熟阶段之后，等着它的就一定是衰落，很多的大企业最后都走向灭亡，走向衰落了，所以不创新就没有活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第二代、第三代的企业家，在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上，也应该向他们的前辈学习，去继承他们那种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去继承他们那种忘我工作，拼命的那种斗志，这个很重要。

　　网易财经：除了工作之外，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或者说您的梦想是什么?

　　骆玉鼎：实际上我这个人除了工作之外，好像东西就不多了，所有商学院的院长大概都有这么个特点，商学院的院长，跟别的这个什么数学学院、物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的院长都是不一样的，他工作的强度非常的大，就我个人来讲，其实我除了是一个教授，是一个院长之外，我本身是一个金融教授，这就决定了我实际上在金融投资上很有兴趣，所以我个人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投资，或者自己即便不做投资，也会花一些时间，去看市场里头出现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去分析它们，这个是我的乐趣。

　　网易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您最近在关注什么?

　　骆玉鼎：最近我关注的东西比较多了，最近的话，比如说我们某一些股票它的表现啦，它的反应啦，某些行业，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它的抗压力的情况啦，等等，很多，不过具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的领域是一个比较小的领域，叫衍生品，这个领域它给我提供的乐趣是足够多的，衍生品种类很多，很复杂。

　　网易财经：是。

　　骆玉鼎：它内部运行的机制又很精巧，所以说如果你去看衍生品，研究衍生品的话，它带给你的乐趣，跟你去下一盘围棋，下一盘象棋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