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MBA的机遇与责任

刘俏老师，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加入光华前，刘老师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他曾多次获本科生和研究生优秀教学奖，并获港大终身教职。 他在公司财务、实际期权、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
刘老师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并曾受雇于麦肯锡咨询顾问公司，负责麦肯锡在亚洲企业金融方面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并向跨国公司和大型亚洲企业提供企业金融方面的咨询。
刘老师专业才情俱佳，被同学们亲切的称为“俏哥”。目前为光华MBA开设《公司重组与并购》以及《公司财务》英文课。刘俏老师2012年获聘MBA嘉茂讲席教授。

刘俏老师给同学们的印象是很特别的，特别的外面还笼罩着一圈美妙的光环：背景和专业修养无可挑剔，上课效果毋庸置疑的好，还很文艺范儿，居然还出了一本谈论电影的书《光阴光影》。本来以为访谈中可以好好了解到刘俏老师多彩的方方面面，以满足我们这些超级粉丝的好奇心，谁知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刘老师的话题始终紧紧围绕着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以及MBA教学和MBA人的作为。不过，这也同样精彩和过瘾。
“未来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仍然会维持比较高速的增长。”刘俏老师以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开始了谈话。“这个转型不以顶层设计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不可逆转的从下而上的过程。如果不主动转型就得被动转型，转型顺利，问题会少点；如果勉强，问题会多点。我会比较乐观，一是市场很大，二是中国人很勤奋。这么大基数的人在思考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事情。这么大的正能量所带来的远景是可以期待的。”

二次长征——中国企业任重道远
刘俏老师认为，过去的30年，中国企业已经完成第一次长征，即在规模上迅速突破。单纯从数量和规模上看，中国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这么多企业，很多国有企业规模甚至是世界级的，这很了不起；但这不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未来10年如果还能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对经济微观单位，如企业来说，就会带来不一样的要求。仅仅追求企业规模是不够的，需要有伟大或者说“强”的企业。“大”和“强”这两种标准在观念上有很大区别，“大”是投资数量、规模上的突破，“强”是企业以良好的产品或服务赢得市场尊重，换句话说就是在很长时间内能保持投资效益。

目前中国有73家企业进入全球财富500强，其中仅有5家民营企业。但财富500强以销售额为评选标准，这给人们带来很多误导。中国还没有太多严格意义上的伟大企业。如果未来所有企业得到公平的对待，不是按照资本属性是国还是私来决定税收、信贷等的话，会脱颖而出一些盈利模式创新的伟大企业。三星现在很伟大，中国A股上市的所有家电企业利润总和不及它的三分之一，但是三星的伟大是经过了很多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
刘俏老师对中国伟大企业的诞生有很大信心，他认为从周期上来说中国也到了出现伟大企业的时候。那么在中国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呢？刘老师认为，只有从底层发展起来的企业，对市场有敬畏感，对消费者有敬畏感，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在中国民营企业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伟大企业。

民营企业的明天——走下去还是卖出去？
企业经营的好不好跟企业性质没有必然关系，制度建设健全的企业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关键是如何在中国这一批企业中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亚洲企业在交接班问题上普遍做得不够好，这个现象很有趣，值得研究。在中国，企业该如何传承才能取得最优的结果？相对来说，中国商业契约精神不够，所以对外人不太信任。刘俏老师给出两点建议：一是及早规划，及早培养。无论是由家族成员接掌还是聘请职业经理人，要尽量在外部环境比较配合的时候建立起和接班人之间的信任，双方建立起契约精神。二是不用太纠缠于世袭的传承。企业的本职就是创造价值，只要有团队能给企业创造价值，这个团队的成员是家族成员还是外聘人士并不重要，股东的心态需要放宽一些。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商业契约精神、商业伦理方面需要有明显的改善，才能产生良好的代际效应；将来这方面做得漂亮的企业会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摩根、福特。
从上面第二点来看，整合并购可以给创一代们提供很好的退出机制，这也是推动中国未来整合并购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整合并购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产能过剩。并购有周期性，牛市更活跃，现在市场环境比较微妙，对整合并购有影响。如果出现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就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整合并购，不需要顶层设计。我乐于看到的并购是出于经济上的推动力量，不是出于政治力量；决策人是企业家而不是地方政府；即使失败率高，这也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非经济力量、非企业家推动的并购即使成功率高都不值得鼓励。我们需要健康的并购。

MBA——中国企业新长征中的突击手
要在中国做伟大而不仅仅是大的企业，把这种观念落实到企业上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管理人才和真正的商业领袖，这也正是MBA发挥历史性作用的时候。之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这条无可争议的市场经济道路上把企业效率和盈利模式做好，让中国企业变伟大，这就对MBA群体提出了两点全新要求：一、如何把创新创业热情焕发出来；二、如何在中国靠自己努力，靠群体凝聚力形成独树一帜的好模式，让中国涌现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还有好的商业模式。
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给MBA们带来一些困惑和迷茫：目前来看似乎当公务员或进入国有体制会有更好的出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考虑代际效应：再过10年20年，决策者（Decision Makers）中有很大比例是现在的MBA学生。如果大家能坚守引领中国商业实践不断向上的信念，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寻找短期套利机会，尤其是制度套利机会，未来机会一定属于现在的MBA同学的。要有这样的信念，当真正到属于你们这代人的机会来临时，你知道该做什么，你能够责无旁贷。MBA是这个社会中非常优秀的一个群体，没有理由悲观。

中国MBA的未来在大陆
刘俏老师来光华之前在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有很长时间的教学经历，他谈到这两所学院和学生的异同时说：“北大光华在国内商学院里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而且我自己从港大到北大也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差别。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商学院的学员都是最优秀的群体，有理想、有追求、愿意学习、有好奇心。这些方面差别都不大。香港市场化程度更高，学生更愿意做专业人士，比如当高级白领去投行和事务所工作。光华的很多学生远远志不在此，有更大的远景规划，而且对实体经济有更多关注。14亿人口的内地相对于700万人口的香港，显然内地提供了更多更大的机会，所以光华的学生想得更大一些。随着现在日益紧密的联系，京港两地差异化在缩小，学员在同质化。现在香港的MBA学生很多是内地的，目前香港学生在北大的不多，主要因为他们在内地没有比较优势。当未来香港市场饱和后这部分学生就必然要北上，所以香港学生来读北大是很好的，要跟着市场走。投行的IBD业务基本都在北京、上海、和其它内地城市，总部设在香港也多是为了避税考虑。如果未来税收、生活环境条件进一步提升，投行肯定全部都到内地来，因为他们的业务、市场在内地。

一门好课是如何炼成的？
刘俏老师的课以及他本人都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甚至是追捧，同学们背后称呼他为俏哥，有的同学甚至会重复去听他同样的课程。他说讲课他体会很深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有共鸣，要有应用性和关联性。就是明白观众是谁，要讲商业实践里共性的以及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比如给光华或者港大学生讲英美成熟环境下的资本市场理论，关联性肯定会打折扣，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下讨论这些准则还是能得到很好呼应的。在上课中可以强调这些共性的以及关联的东西。

科学精神很重要
光华的MBA们喜欢从事金融和咨询行业，光华丰富的校友资源也多是这两个行业内的。刘俏教授认为这点无可厚非，“全球的MBA都有这个特点，喜欢在金融和咨询领域工作，不仅仅是光华的情况，比如沃顿、芝加哥，这点无可厚非。确实这两个行业算高端行业，也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从个人提升以及未来机会，甚至是待遇上来讲都很不错。”
刘俏教授指出在这两个行业就职有两点很重要。首先是逻辑思维（Logistic Thinking），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不仅要遵循严密逻辑，还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从个人经历中他观察到，大家常常会看某个人说话、思考问题有没有结构（Structure）。有人回答问题看似很全面，但是看着就像一堆肉，但更为关键的其实是骨架，透过这个骨架能看到这个人有没有逻辑体系，思辨能力。这方面的培养需要下一番功夫，需要在商学院学习中，比如案例分析的学习，甚至是面试的时候慢慢培养，形成习惯。其次是知识面（Knowledge Base）。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行业隔三五年就换代，所以知识面要广。比如投行，有趣的人容易拿到单子，大家都喜欢跟有趣的人交流、咨询。知识面广能让你很容易跟人沟通，触类旁通。平时注意与不同背景的同学交流，来培养知识面，在以后面试或者工作时可以展现你的优势。有时候投行说的聪明（Smart），这个交流时可以感觉出来，但是如何给人聪明（Smart）的感觉，细细揣摩就是跟上面的逻辑思维和知识面这两点有关。中国人讲话容易“大而化之”，抛出一个观点，但不找数据支持，其实严格讲就是科学精神不够。现在商学院改革其实就是在培养科学精神。比如经营一个企业，需要裁员或者并购，但你如何去做这个决策，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甚至更量化的分析。如果有这个习惯，以后跟咨询公司或者投行去沟通就会很适应，他们也是这种文化，在这个圈子就会很习惯。
在谈到将来从事金融和咨询这两个行业需要什么相关准备时，刘俏教授特别提到他在课堂上也经常说的“术”和“道”两个方面。“‘术’就是专业知识，光华目前的课程设置能够满足这个培养要求；‘道’又分两个层次，一是专业精神，比方投行要为客户着想，思考如何提供最好的专业服务，这是低的一个层面。高层次就抽象点，做事需要理想，一个伟大的商学院不是培养有钱人或者未来的有钱人，我还是比较认同光华的定位——培养商界领袖。因为商界领袖不单纯以财富来衡量，而是引领这个社会或者商业实践向上走。如果在‘道’上有这种理解的话，在金融和咨询领域，无论是面试还是将来工作，都可能会跟其他人不同，就是说这个人有‘格’。这样你就不是一个庞大造富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你能拥有的人生也就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