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动推动可控的经济调整

　　在存在必要安全网(风险基本可控)下的倒逼式改革，可能仍是中国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组织模式。

　　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和风险，共识越来越多。因此，关键不是如何形成对宏观形势的判断，而是如何直面现实进行战略抉择，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共度时艰，实现凤凰涅，浴火重生。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

　　必须直面转型风险

　　2010年以来，除个别季度(如2011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外，我国GDP处于持续的下行过程中。导致我国经济下行，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也有长期的供给因素。我国已处于长期的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需要发生变化，潜在增速已下降。虽然维持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增长动力仍然存在，但都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 (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已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经济维持在7%～8%水平的增长，将是常态，且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冲击。我国需要在心理上和政策上，接受并适应这种经济增长常态。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机制已悄然发生变化。具有明确方向，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领域和机会快速消失，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扩张时代基本结束。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从粗放走向精细，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以生产为中心转向注重提升生产效率，并以消费需求为中心。我国将进入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包括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分工深化、需求导向的新阶段。专业人才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建立社会互信为基础)的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我国的增长动力结构也已发生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三大转型：农业、农村向工业(渐次经历轻工业、耐用品工业、重化工业)、城镇转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放权让利、商品价格的放开、要素市场的有限放开);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2002年以来，主要是三个经济循环支撑：土地收入和融资平台——房地产——金融扩张和影子银行;世界流动性过剩和消费、房地产泡沫——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外汇储备激增，支持世界流动性过剩;农民减负、粮食丰收——消费增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与世界相联系的增长链条断裂，随后缓慢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2013年以来，受收入预期和实际增长放缓，以及一些短期因素影响，消费也不再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土地——房地产——影子银行”结构。

　　不论是高速增长时期，还是相对较低增长速度时期，只要系统适应了，都能良好运作，但我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换过程中。我国已结束了高增长的青少年期，正要步入平稳增长的壮年期，但这过程需要面对“中年危机”：一是需要转换增长机制;二是需要将资源从原有的增长结构中转移出来，并配置到新的增长结构中;三是需要适应这一阶段老百姓新的需求，特别是对公平正义及安全的需求。如果系统没有及时转换，过多的资源仍被错误配置到原有增长结构上;如果过于关注物质的生产，忽视了社会需求，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将更加巨大。国际经济复苏迟缓，也处于阶段底部，以及我国经济短周期下行、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后遗症等，都加剧了转型的难度和风险。

　　必要的市场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是唯一出路

　　当前环境下，存量调整不可避免，也是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所必需的。在经济趋势性下行阶段，结构调整不得不进行部分的存量调整，表现为经济上的“去产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杆”。当前的金融风险(民间借贷和不良贷款率反弹，地方资金紧张)，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换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既是对过去错误的一种纠正，更是新的发展周期对过去发展周期的一种纠正。

　　我国需要四类政策：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三是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新的投资创造条件;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的方案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负面冲击，包括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这个过程中，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

　　成功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在存量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中，保持系统稳定，并构建新的发展机制。经济结构是特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机制运行的累积结果。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发展机制的转变。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动荡，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是风险暴露(承担成本)和新机制形成的过程。

　　构建有助于良性循环的安全缓冲，是保持系统稳定下经济充分存量调整的前提。我国还需要借助我国特有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上，为通过调整以激发内在增长动力争取必要的空间和时间，成为重获市场信心，在“立”的基础上真正“破”的关键。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处于我国当前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我国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一是拥有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二是拥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三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较低。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些难得的条件，为我国这一重大阶段的体制机制转换创造条件，构建社会、经济和金融三道缓冲。如可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救助等安全网，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又如，可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如现在活跃的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及非洲的部分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还如可发行特别国债，在条件成熟时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等。

　　新体制机制的核心，是重塑政府、社会和市场(经济)三者关系。市场仍将是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的主体，但这种市场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保护，又需要政府为市场失败者、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保护，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转型提供推力和动力。当前我国政府管制、寻租、设租多，但合理规制、公共服务少。追求经济效率的市场引发了不安定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适应并弥补。社会需要为这种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为此，充分发挥市场内在压力和动力、政府集中资源的现有能力，正确发挥政府职能，顺应并引导经济、社会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执政效率，是重中之重。这是“为他人做嫁衣”、“功成身退”的过程，既需要勇气和魄力，需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更需要驾驭转型大局的能力。

　　金融改革和发展有助于催生并加速形成符合未来发展机制的经济结构，但在旧机制中，金融并不具有破坏原有机制，形成新机制的动力和能力。经济、社会和政府内在的压力及三者之间的不协调，是在孕育和形成新机制过程中，为推动改革凝聚必要的动力和推力。机制不会凭空产生，需要在调整过程中形成和完善。在存在必要安全网(风险基本可控)下的倒逼式改革，可能仍是中国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组织模式。(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