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比,中国金融业在这一轮危机中表现相对较好,遭遇损失也较小。但是,这种表现是否为中国现行的金融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足以维持长期增长?一些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对此提出不同见解。
*应重新审视美中金融体系差异*
在华府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中国金融体系研讨会上,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现在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里奇(James Leach)说,金融危机爆发后,业界有必要重新审视美中两国的金融体系的差异。
他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是,美国拥有历史上最复杂的金融机构和监管体系,但是我们在去年显示出差到不能再差的判断力。中国很不复杂的金融系统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显示出的判断力远没有这么差。这确实可以证明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失败。在美国,我们看到最聪明的一群人投资信贷违约掉期这些金融产品;中国买的是美国政府债券。从全球来看,美国国债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的问题是,究竟应该由谁来给谁上课?”
的确,和发达金融市场的遭遇相比,中国金融业在这一轮危机中表现算是可圈可点。根据中国官方数字,2008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同比增长30.6%,超过5千8百亿元人民币;资本回报率高达17.1%;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0%。最近,业界在探讨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候,“一枝独秀”、“独善其身”、“风景独好”这些字眼时常可见。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金融体系“一行三会”纵向监管和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严格管理体系、国内金融机构的改制和上市和时间较短、以及中国和发达金融市场的相对隔离是中国在此次危机中表现较好的主要原因。
*中国采取操纵手段有必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盖保德(Albert Keidel)说,对于一个人均GDP较低的国家而言,中国近年来在金融业改革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合适和谨慎的。
盖保德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目前处于一种“部分压抑”的状态,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商业银行在政府影响下直接为公共项目提供贷款,或者通过购买国有开发银行债券等形式为公共项目投资间接贷款。但是盖保德说,这种操控手段对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持续增长是必要的。
他说:“通过这种‘部分压抑’的金融系统为公共项目带来的融资符合亚当.斯密有关扩大市场规模,为私人企业提供机会和替代选择的定义。我的看法是,中国对金融系统的部分压抑和为关键公共投资领域的低成本融资很可能是中国过去30年保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的压抑政策不利于长期增长*
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则认为,中国对金融业的压抑尽管没有压制增长,但是却扭曲了增长的性质,这种扭曲对于中国的长期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
拉迪指出,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的实际利率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去年的大部分时间,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处于负值。这种趋势造成产出当中流入利润的部分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产出当中流入收入的份额下降。
他说:“其结果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大大低于我们假设的一种更少限制的金融环境。我们看到,尽管从2002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占GDP比重翻了一番,但是家庭从这些储蓄当中获得的利息收入实际上下降了60%。”
此外,拉迪还认为中国人为压低的借贷成本导致过去5年里新增投资流入制造业的份额增加了大约一倍,流入服务业的份额却在缩减,从而大大限制了中国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并加剧了能源消耗。
* 中国金融体系应在多方面改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国际事务办公室高级法律顾问保罗.索尔斯基(Paul Saulsky)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可以在近期和中期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从远期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必须在几个主要方面做出改进。
他说:“中国金融业的主要障碍包括银行机构在金融体系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些银行放出的贷款绝大部分流向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有关系的大型私营企业。企业债券市场虽然近年来有一些改进,但整体仍然很薄弱。股市仍然受政策驱使。我的意思是,中国投资者更多的关注是政府要采取什么干预措施,而不是股票自身的质量。”
索尔斯基认为,中国金融业虽然在本次危机中受损较轻,但危机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机会。他认为,在缺乏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为面向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情况下,中国改变增长模式难度很大。此外,他建议中国更好地把握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尽管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被指为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创新层次较低,产品单一,系统运作效率低下仍然是优化资本配置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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